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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村經濟》看婦女的地位與經濟關係

    星期二, 03月 27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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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研究的是開弦弓村,位於長江三角洲,在蘇州吳江附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地區因就近蘇州自古以來算是比較富裕,加上享有長江和大運河的水利交通的便利,更非山區內陸閉塞之地可比。尽管如此,村里婦女的地位仍十分低下,村里的男女比例失調,是因大量的溺嬰的事件發生。
    溺斃女嬰,是因為生女兒不合算,女兒是賠錢貨。最能體現女兒是賠錢貨的地方有两個:一、婚嫁;二、繼承。
    婚嫁:一個女嬰誕生,如果不遭溺斃,倖存下來,長到6岁,她家里便開始為她物色婆家。她父母收下的聘禮將全部作為陪嫁還給男方,此外還得再以聘禮相同價值的嫁妝添在內,一併送給男方。嫁妝的豐厚與否影響到女兒將來在婆家的地位與待遇,演變到极至就像印度,有許多新娘子因為嫁妝少而被打死了。
    女兒养到這么大不光白白送人,還貼錢送人,貼的錢少女兒會遭虐待,十足十的賠錢貨!
    繼承:女人沒有繼承權。如果一家三口,父母和女兒,父親不幸去世,剩下35岁的母親和12岁的女兒的話,她們很有可能流落街頭,被父親的男姓侄子赶出去。因為無論妻子還是女兒,均無繼承死者留下的房屋、田地的權利,而男方的男性親戚才有,哪怕那是很遠很疏的親,也絶對有權赶那對母女出去。
    這樣的繼承法令我惊愕。而這種繼承法並非中國獨有,《傲慢與偏見》中班特納家生了五名女兒,五名女兒沒有資格繼承,房產要給班特納先生的遠房侄子柯林斯先生繼承。柯林斯向伊麗沙白求婚,大有施恩的意味,婚後她可以繼續享有父親的遺產。 
    農村女人沒有謀生的能力,將來的生存全憑嫁給別的男人,替他繁殖後代兼任家里工人,混得一口飯吃,一張屋簷栖身。費孝通說:傳統的婚姻制度對女性极不公平,她不是和男方另組一個小家庭,而是進入男方的大家庭。男方的家庭本就存在,對新郎來說沒什么不方便,而新媳婦卻得努力融入新的生活圈子。
    我倒從沒想過這方面也體現出對女性的歧視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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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的一些江北人家庭,重男輕女得很厉害,比如女性是不能上桌吃飯的。而蘇州、上海一帶又往往家里女人為老大,男人在厨房燒,女人在客廳高談濶論是常見的景象。江南人和江北人做朋友,一起在家里聚餐,那就非常有趣。江北人家庭里的女子往往再三推讓不肯上席,江南人家里的女眷早已上坐,叫自己男人拿這做那。
    香港的潮州人也是非常傳統的,女人在家庭中沒有地位。有個前同事是潮州人,大家一起出去吃飯,她往往會感嘆,真好啊,可以男男女女一起同桌吃飯,自由自在發表意見。她在家里是不被允許上桌的。這是在現今的香港發生的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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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出嫁後一直要小心翼翼,誠如黛玉初進賈府,不可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走一步路。而她的丈夫不能對她有親近之意,要對她冷冷淡淡才是大體,免人閑話。這不知是出於什么規矩和考慮?中國人特別會裝逼,特別道貌岸然不知是否源於這種风俗?新婚夫妻不能感情外露,晚上關了門脫了褲子干啥都行,白天就不能表示出一丁點親熱依戀之情。中國的絶大部分人是農民,農民有這種风俗,那么,中國人的裝逼樣子出自這里也許可以成因。
    女人的地位在夫家得以確立唯有生子之後,不是生女,是生子。生女,上面已說了,要么溺斃,要么养大了賠錢。傳統的潮州人家庭里,女人在夫家沒有過生日之說,只有她的長子結婚了,她才有資格過生日,她才算真正意思上的一個人?我也弄不太懂這里面的玄機。如果一個女人沒有生育,或生了但沒有生兒子,或生了兒子但兒子沒有結婚,她都沒有生日過。要遇到特別愛吃蛋糕的女子,可真是太悲慘了!
    《三國演義》里猎戶劉安為討好劉備,將自己老婆杀了取了臂肉給劉備吃。而同樣是《三國演義》,曹操為了追求徐庶,將他母親接去作誘誀,徐庶為之也離開劉備歸曹操。這里很明顯,劉安的老婆沒有生兒子,所以還沒算作一個人,徐庶的母親因為生了徐庶,所以成了舉足輕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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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婦無權提出離婚,但男家可以休妻,以生活作风、不育或家務做得不好等等原因休妻,真實的原因往往是心理變態的婆婆受不了比自己年輕的女性出現家中,將兒子的感情吸引走了,而閙著要休掉媳婦。長詩《孔雀東南飛》以及最愛寫詩卻寫來寫去都是爛詩的陸游家就是這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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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寫的,對我來說,有點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婦女受歧視的事情,在《江村經濟》中也有轉機:一、開弦弓村的婦女從來不下田,農忙的時候也不會下去幫忙;二、開設了合作工廠,許多婦女進廠工作,得到較高的工資後,甚至有女工因她的丈夫沒給送傘而當眾向他發火。
    婦女不下地干活,因為這村的婦女都要养蚕,蚕絲收入占了家庭的幾乎一半收入。所以她們得到不必下地干活的特權。進廠工作,她們的收入更高,高過男方的收入後,她們地位也開始改變。既便曾遭休妻的媳婦,不願回娘家丟人現眼,而是逃去城里幫佣,有了收益,有的會和夫家的關係修好。多么現實?!
    婦女受歧視,婦女地位低下,歸根究底,就是一個“錢”字,經濟結構決定上層建築。卡夫卡的《變型記》里那種赤裸裸的經濟主導家庭親人之間的關係的描寫,並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在中國的農村社會同樣存在。《紅樓夢》里同樣投奔親戚,林黛玉就什么都沒有,真是只身投靠,而薛宝钗一箱子一箱子的抬進府去,在賈府所享的重視和歡迎度完全高於黛玉,最後得到拜堂入室的待遇。論親疏,黛玉其實是比宝钗更親賈府的,但相比及錢,什么親也親不過孔方兄了。
    所以如果再有人說:這是风俗,這是傳統,這是規矩,要女人怎樣怎樣的低聲下氣,還不如說:這根本是一個經濟的問題。